原载：长篇小说选刊, 2019（6）33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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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芬，这位在南粤莞邑明珠樟木头播撒文学种子、辛勤笔耕的传奇女子，一直让人充满期待。已故著名评论家雷达曾这样评价刘芬：“她用纯朴的、聪慧的、机敏的、灵动的话语，给社会底层各色人物以持久而温热的关怀；透过世俗的尘雾，她把笔触伸向了在动荡、浮躁、裂变中挣扎着的功利人群的内心，将表象与底色轻轻剥离开来，却能升华解析出许多生活的哲理与生存的意味。”而今，文学的种子日益茁壮，刘芬的小说也不负众望。

短篇小说集《花朵在空气中穿行》是刘芬在新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向广大读者捧出的新书，全书收录了《世纪末的晚餐》等十四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在动荡、浮躁、裂变中挣扎着的故事，读后思绪为之一振，联想到拉康的“想象、象征、真实”理论，一时心潮澎湃，不吐不快。

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对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想象、象征、真实”理论，有这样的总结：想象、象征、真实这三个概念所构成的三元组合，在拉康的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拉康看来，想象、象征和真实这三个组织人类经验的生存域构成了主体存在的三个维面。拉康的这个界域三分法，并非只针对纯心理界，而更是针对生存或存在界的。这三个界域或秩序是主体面对或身处的三个存在级次，即形象的或想象的存在层，象征的或能指的存在层，以及实在的或真理的存在层。

既然三元组合、三个维面、三分界域“更是针对生存或存在界的”，那么借用它来阐释刘芬的小说，特别是《世纪末的晚餐》这篇主打小说，抑或说，采用这一理论为本文的一个分析工具，就不应该被看作是附庸风雅。

首先，刘芬的小说是想象的，或者说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正如拉康理论“主体存在的一个维面就是想象”。

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或者，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都是想象。当下诗人小说家普遍缺乏想象，直奔或裸奔主题成为时尚，相比之下，刘芬的想象力无疑是另类与过人的。在小说《世纪末的晚餐》的开篇，刘芬写道：

《环球日报》报道：因地球和太阳的磁极发生逆转，地球转型进入第四度空间，一天之后地球即将爆炸，世界末日来临，人类将彻底消灭，一个崭新的无人社会将会来临。即将来临的世界是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竞争，没有恐惧，没有疾病，没有暴力，没有权力斗争，没有肉体死亡。

这个悬念设计得奇巧，这种想象实在精妙。与其说是虚构，不如说是某种意识生发于某种神秘的瞬间。在拉康看来，没有确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状态，是“想象态”。拉康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于神秘的瞬间，这一瞬间他称为“镜子阶段”。创作确实需要这样的“想象态”与“镜子阶段”。这不禁使人想到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的序言中指出：“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被强烈地感觉到的。”刘芬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世俗的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带有浓烈的想象色彩。

勒内韦勒克说过，小说家不仅类似于充满奇想故事的孩子——他重新组合自己的经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快乐和深信的目的，而且还等同于忍受幻觉之苦的成年人——他把现实世界和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和恐惧的幻想世界搅混在一起。刘芬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现代都市一个白领、小资形象“他”的塑造，通过虚幻故事的不断展开，展示了他“充满奇想故事的孩子”的一面，重新组合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并且对主人公的堕落抱有深刻的同情，对社会丑陋充满厌恶，宏观把握、微观呈现了世界末日来临的世态百相，让读者在满足好奇的同时，灵魂深受震撼，审美得到升华，从而使“个人的自我在想象中形成”，契合了拉康关于想象的本源。

其次，刘芬的小说是象征的，它的象征意义并重于文学意义。

象征手法是象征主义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所谓象征，就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也可是说是用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在文学理论上，勒内韦勒克认为这一术语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有论者认为，高尔基的《海燕》和茅盾的《白杨礼赞》，把象征引入散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把象征成功地融汇到小说创作中去。而在我看来，刘芬的小说《世纪末的晚餐》，则娴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使作品的象征意义并重于文学意义。

不妨来看看小说原文。《世纪末的晚餐》的主人公，是大时代一个寂寂无名的“他”，大学毕业后背井离乡，在现代都市一家电脑公司做着新游戏软件的开发工作，并开始了人生最美好的初恋。然而，心爱的女孩最后离他远去，跟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理由是“他给了我一把房间的钥匙，我接受了。我想你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不能给我这把钥匙的。虽然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是我已经没有了等下去的耐心”。这对一个“没钱买车买房的穷小子”的他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能挣多一点钱，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他跳槽到一家薪水高的保险公司，做到了业务经理。但是，在高房价面前，他依然只能蜗居在二十平方米的单身公寓里。情感生活也不顺利，爱情成了游戏，“他的灵魂，好像被恶魔附体”。他甚至想从同性身上得到情感慰籍，结果被认为是同性恋而一再遭到挫败。更要命的是一次偶然的车祸，让他无端地背上对死者负责的情感债务。他需要释放，开始出现幻觉，心理医生也徒奈其何。他绝望了，认为这个世界上原来不存在一种叫作温暖的东西。他相信死亡会带走一切。

就在这个时候，世界末日的告示出现了，“他觉察到心里的兴奋”。最后的晚餐，他想找车祸死者的女友吃饭，忏悔自己的不实，请求她的理解。真的就见着了那个原来极端仇恨他的女孩。在毁灭之前，她也原谅了他的一切，并与他吃着最后的晚餐，一起期待地球爆炸的到来。最后时分，他的门被人敲响了，“他和女孩同时望向那扇被敲响的门……”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这样的写法，与那篇流传甚广的所谓最短小说“当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海明威笔下，具体的、真实的描述不是为了再现现实生活的苦难，也不是通向个性的塑造，而是要去达到超乎时空的象征——孤寂而令人绝望的人生，这就是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并且被赋予普遍的意义。但是，人生也还有更积极的意义，也可以创造出进取然而却是乐观的象征。先论放到刘芬本篇小说这里，简直河同水密，天然暗合，也考验着读者的阅读智慧。最后时分，他的门被人敲响了，他和女孩同时望向那扇被敲响的门……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意义、新的象征、新的世界正等待着主人公。正如拉康指出的那样，将自我置于新的视野中心，新的主体将在象征中得以确立。

最后，刘芬的小说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或真理的存在层”（拉康语录）。

作者通过重建虚构来把握现实，并没有沉溺于离奇故事网的肆意编织，而是从情节到结构，从时间到空间，都跳出了怪诞与非逻辑，从语言中塑造真实，从艺术中抽象真实。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作品结构诸方面反映真实。

日本小说家菊池宽曾说过，小说是人生的活史地。这里的“活史地”也就是人生的遭逢。刘芬的小说起点和落脚点也都是关注人生，关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正如从本质上说，魔幻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现实一样。“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徒生因贝特所指出：“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刘芬的小说也是这样。

拿小说《世纪末的晚餐》来说，主人公起伏的人生、诡秘的个性、底层的经历，非常吻合时代的问题与语境，反映着许多年轻人当下的心态与处境，揭示了当代“人生的利弊”，视角是明确的，信息是确实的。像小说中的高房价、傍大款、蜗居、精神疾病、车祸，都是充满急迫感与现实焦虑的议题，这种真实之所以能出现在刘芬的作品中，与其人生类似的经历与所处环境密不可分。20世纪80、90年代，包括东莞在内的中国南方打工社会，曾经呈现一些热点问题。例如老板对打工者的欺凌、打工者反抗的无力、打工者之间互虐的隐痛、打工者自我的挣扎……等等，这些问题从世纪末蔓延至今。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放眼作品外的大世界，通过文本的现实化，由文本通向社会大现实，才能进一步知人论世。

《世纪末的晚餐》中的主人公，是个地道的打工青年。像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一样，处于“经济接受，制度排斥”的边缘化状态。打工者来到所向往城市，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被城市所排拒，游走于城乡边缘，于是成了无根的一代、失落故乡的一代、世纪末的一代。《世纪末的晚餐》以艺术的真实“显影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印痕、显影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社会事实”（戴锦华语）。尽管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叙事层面的新时代，然后各种关乎年轻人成长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

在东莞社会底层浸染多年的刘芬，耳闻目睹了社会问题的各种存在。她的许多小说，都在真实地鼓励底层群体的集体发声，准确地说是做集体发声训练，还原了万千读者“最真的梦”。同时她的小说也反映了底层群体的“自主的自我”意识的集体觉醒，对主体位置的集体寻觅，“本我所在之处，自我也应到场。”一如拉康所言，“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主体位置负责的”。